课题 | 坊间国家：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变迁中“看得见的手”（一）

田子坊

本文作者：钟晓华，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城市社区治理、遗产保护及城市文化等；李逸飞，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所研究的问题包括城市空间变迁、环境治理、及国际开发。

自古以来，城市就是国家权力的战略制高点。不论税务、防御、通商，还是经济发展，城市总是重中之重，因此城市处处都充满了国家权力的印记，自然也不足为奇。然而随着创意经济的崛起，关于当代城市变迁的探讨往往从产业经济学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创意产业聚集及演进的模式（Scott，2000）、上下游产业价值链的形成（Pratt，1997）、人口和就业结构变迁（Florida，2002；Markusen，2006）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或从建筑视角审视后工业时代城市创意空间生产；抑或通过量化研究将“创意阶级”、“创意城市”等概念指标化。在这样的语境中，国家似乎已经淡出了创意产业园区的视野。

本文试图将国家、政府、制度重新纳入分析框架，利用翔实的一手资料，解释性、比较性地对上海的几个典型创意产业园区进行研究，从而更好地理解创意产业如何在中国土壤中得以发展，进而反思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体制与逻辑。创意产业园区一方面受到国家制度的约束和塑造，另一方面也反过来推动了制度的变迁，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冲突、抗争、和妥协。据此，以创意产业园区为载体，本文揭示了城市发展中国家制度的相对性——即国家在干预城市变迁的进程中，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种绝对威权力量，而是在“旧制度与新制度”、“国家与社会”、“基层与上级”等关系所构成的相对权力空间中自我调整，寻求平衡。

城市与创意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学者对于国家、政府和制度在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许多前瞻性的探讨。这一制度主义视角将体制、结构带回城市研究，认为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国家、城市政府及地方结构。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al Castells，1983）认为城市政府通过对交通、公共绿地、休闲设施等作为集体消费品的城市空间建设的干预，控制着城市开发的进程，并制约资本的作用。在这一意义上，城市空间生产问题与权力问题发生了互通，城市政府在空间重构中的积极性和生产力量被大大激发。

这一解释路径同样被用到了中国问题的研究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工业生产向服务业的产业转型等社会体制与战略转型都需要新的城市空间与之相适应。吴缚龙（2000）认为市场的、全球化的力量只有透过地方结构才能发生效应，城市开发只有通过鼓励外商投资、土地租赁、产业调整和经济部门重组等一系列政府制度改革才能实现。如此，城市政府的企业化倾向、城市空间的资源化、商品化趋势有了源自体制转型的动力机制，通过政府技巧性转化成为合理的开发话语资源和执行手段（陈映芳，2008）。这一观点也被用到了对具体旧城更新案例的分析中，任雪飞（2008）、何深静（2007）都将新天地的开发看做是全球化城市开发战略的产物，是政府主导的绅士化过程，以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合作的方式实现。

具体到创意产业问题上，学术界尚未厘清国家权力在创意产业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有研究认为国家权力主要是通过调控租金，来引导创意产业（Stolarick & Florida，2006）。也有学者发现国家对于特定空间基础设施，如工作坊、小剧场等的支持程度直接影响了创意产业的活力（Markusen，2006）。不过这些论述都认为制度因素对于创意产业的影响是间接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Pratt，1997）。本文试图重新审视这一观点，通过三个案例的比较来具体阐明国家制度与地方政府对于创意产业发展的作用。

创意产业发展的上海故事

田子坊：制度庇护与体制创新

文化创意产业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英国，其蕴藏的文化提升、经济收益双重价值，很快使之被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重视，并逐步发展为支柱产业。21世纪初，创意产业概念被引入中国，在上海、北京率先发展起来，并形成了第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本文所涉及的三个案例便属于其中。

田子坊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南起泰康路、北至建国中路、东临思南路、西至瑞金二路，占地约7.2 公顷。建筑风格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的租界时期，地处华洋两界的过渡地区，是一个保留着花园洋房、新老里弄、里弄工厂等丰富建筑形态的社区，原名志成坊。作为上海中心城社区的代表，它反映了上海这一地段从近代江南农村社区、到法租界华洋混住社区、到里弄工厂聚集的生产型社区、继而到创意产业为主体的混合社区的更新发展脉络。

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这一地区曾是里弄工厂聚集区，有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等几十家工厂或车间，90年代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中心城区规划要求，形成了许多空置厂房。厂房旁边的弄堂原有600余户居民，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外来务工租房者、本地居民则以老年人和低收入居民为主。自1998年至今的田子坊更新始于街道政府官员主持的马路菜场肃清，先将空置厂房租借给知名艺术家开工作室，商业继而扩张至周边民居，形成了居住、文化产业、服务业共存的混合社区格局。目前已有500余户居民将全部或部分房屋出租开店，业态主要是艺术工作室、零售（手工艺品、服饰）以及特色餐饮。

2003年田子坊所在地块被区级政府批租给台湾地产商，并有业已批准开发规划及张贴在外的拆迁公告。但在执着的街道官员的坚持下、在旅加商人的创意策划下、在知名艺术家、学者的极力呼吁下，田子坊的居民和商家上演了一场自下而上的“田子坊保卫战”。在近5年的斗争期，论证出了该街坊作为城市遗产的独特价值，不同历史时期积淀下的丰富建筑类型、并首创性提出了“创意产业”的发展定位。随着知名艺术家纷纷入驻、中外游客盈门，房租也水涨船高。

由于田子坊初期的成功，区政府于2008年正式成立田子坊管委会，出资改善基础设施，补充完善了规划用地调整、住房用途调整等一系列规范化程序。至此，田子坊街区从一个不在保护之列的二级旧里，变成了上海唯一一个石库门“AAA级景区”；由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创造了一个建筑形态完整保留、生活原态与时尚产业并存的城市遗产更新实例。

如今，田子坊被视作一种“市场主导、社会参与、渐进小规模改造”的创意园区发展样本，城市政府被视为阻力方。但事实上，在田子坊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对其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斗争初期，“保田派”不断利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国家制度对区级政府已确定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施加压力，并从国家文件中为居民非法将住房改为商用的行为找到了合法性话语——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益。这种制度影响也持续到了斗争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以后，田子坊被纳入正规体制，区政府在园区成立的管理委员会，并出台了一系列仅针对田子坊的补充管理制度，显示了地方政府内部对城市更新主导模式的认真质疑、以及与创意产业发展相吻合的城市治理创新的趋势，更好地兼顾了城市文脉、产业创新、居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包容性。

图文选自067期《798与创意集聚之困》，全文《坊间国家：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变迁中“看得见的手”》，文/钟晓华 + 李逸飞，摄影/林舒

回复“课题”、“栏目”，阅读往期文章